發布時間：2018-12-13 來源于：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蔣修賢、王啟明
前言
律師與媒體是天然的盟友，他們都是社會私權利制約公權力的代表。無論是在律師承辦案件的過程中還是在擴大律師自身的影響力時，他們之間都存在著相當緊密的聯系。[1]律師并不是普通的公民，其言論有著明顯的特殊性。媒體也不僅僅是信息的傳遞者，因為信息傳遞的過程就是觀點表達的過程。本文試圖通過探討律師與媒體的基本關系問題,思考在新時期背景下律師應該如何與媒體開展良性互動，共同推動社會和諧與進步。
關鍵詞：律師 媒體 良性互動
一、律師：權益的維護者
律師是一個十分特別的法律職業，作為公民權利的代言人，律師天然承擔著保護當事人利益的職責。其常常出現在公權力的對立面，秉持著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最大化的基本信念，成為公民維護權利和抗議公權濫用的核心力量。
十九大的勝利召開，代表著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實現中國夢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構成一體兩翼的基本格局，中國夢是主體，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成為兩翼，共同發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一階段，合法有據成為最基本的行為尺度與衡量標準，律師職業也將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前景，這對整個中國律師行業來講，是一個全新的發展契機。
但在當下，社會公眾對于律師行業還存有一定的偏見與誤解。尤其是死磕派律師的出現，以及部分素質與業務能力十分低下的律師，總是試圖通過各種非常規手段達到影響司法判決的目的，用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混淆公眾認知，給整個律師行業蒙上了一層陰影，嚴重影響了本行業的正常發展，降低了公眾對律師的基本印象和正面評價。
面對這種揚湯止沸、飲鴆止渴的情況，律師行業應當將其作為“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頭頂，堅持職業道德堅守職業底線，思考與躬行如何在維護當事人權利的同時緊跟時代潮流，突出職業身份，在服務社會的基礎上參與國家法治建設，做到在確保法律正確實施、正確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不帶頭違法，進而避免以法治己。
二、媒體：輿論的領跑者
在西方，新聞媒體譽被為國家的“第四權利”，它所代表的是一種社會力量。梁啟超在第十七期《新民叢報》上旗幟鮮明地提出：“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于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于國民而為其導向者是也。” 在新時期背景下，做政府的“監督者”、做民眾的“導向者”，仍應是大眾媒體的職業責任。
對公權力的監督形式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會有不同的種類，但不論劃分的標準如何，輿論監督或者說社會監督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監督形式。我國的輿論監督，是指新聞媒體運用輿論的獨特力量，幫助公眾了解政府事務、社會事務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務，并促使其沿著法治和社會生活公共準則的方向運作的一種社會權力。所謂“輿論”，即多數人的共同意見。所謂 “監督”，《辭海》中的解釋是 “監察督促”，也就是說，監督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監察，二是督促。監察的目的是發現問題，督促的目的則是解決問題。輿論監督的實現需要兩個環節，一是提供輿論信息，即了解社會生活，這是輿論形成的基礎。二是在了解輿論信息的基礎上，對各種不同的社會現象進行理性、坦率的評論。
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行使監督權利的有效形式，具有公開性、廣泛性和時效性的特點，在建設法治國家過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視。而大眾媒體則是輿論的領跑者。[2]大眾媒體通過廣播、影視、報刊、雜志、網絡等不同的新聞媒介揭露、曝光和批評法治建設中不良現象，發表意見和看法，形成輿論，從而對法治進程的各個層面和各個環節進行監督，以保障和實現法治社會的有序建設。
三、律師與媒體良性互動的積極意義
律師與媒體是天然的協作者。作為兩股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律師以其專業知識，媒體以其傳播途徑，兩種不同方式共同引發社會關注、影響案件進展，甚至可能影響到立法的存廢問題。律師的參與是構建合理的訴訟架構，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必然要求；而媒體的參與則是滿足公眾知情權,增加司法透明度的應有之義。[3]二者互相促進，能夠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共同使得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律師與媒體之間良性互動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律師可以將通過媒體影響審判作為一種辯護策略。律師在庭外通過媒體發表言論，在宣傳中塑造當事人的形象，獲得民眾的諒解與同情，爭取司法機關的寬大處理,達到其訴訟目的。二是媒體的監督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及時實現。媒體的沉默會導致事實發現的難度增大，在許多情況下會造成不公正的結果，媒體宣傳如果運用得當,對于揭露案件事實,增加案件透明度可以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而隨著案件關注度的提高,法官在處理時也會變得更加慎重。
在“山東聊城辱母案”中，《南方周末》的文章《刺死辱母者》就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不少法學專家與律師也相繼發表專業意見，全社會針對該案展開了激烈的大討論。最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公開開庭審理該案并做出判決。法院認定被告人于歡刺死一人的行為系防衛過當，將其由無期徒刑改判為有期徒刑五年。我們不得不承認，正是媒體的報道與律師的努力，讓于歡案件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四、新時期如何實現律師與媒體的良性互動
法治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面依法治國與社會上傳播手段的革命性的變革，是新時期的兩大主要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律師需要媒體的宣傳，需要媒體正確引導輿論方向，而媒體需要挖掘有價值的新聞信息，需要律師獨立公正的法律意見。缺乏律師與媒體間的良性互動，實際上就是喪失了輿論監督的有利武器。因此，實現律師與媒體的良性互動就顯得尤為重要。
實現律師與媒體的良性互動，并不是說律師應違背律師法和相關法律規定違規向媒體紕漏案件細節，更不是要求媒體應妨害作證甚至幫助律師毀滅、偽造證據。而是要求律師在遵守法律規定的基礎上正確的發表律師言論，對此，我國《律師法》也有明確的規定。《律師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況和信息,應當予以保密。”該條對律師在執業過程中的言論從兩個方面做出了限制：一是律師不得泄露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當事人隱私，二在律師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況和信息應當予以保密。以上兩者統稱為律師的保密義務。
在我國,律師對外發表必要的媒體言論,是人民群眾重要的司法信息來源,可以克服政法機關信息相對封閉的缺陷。同時，允許律師發表“安全言論”和“回應言論”，可以防止司法機關通過媒體宣傳誤導人民群眾，監督督促權力機關合法用權，從而維護當事人的正當權利。因此，正確實現律師與媒體的良性互動，就要在限制律師言論的基礎上發揮媒體的監督批評作用，以保證公眾知情權，維護司法正義。
在筆者看來，新時期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實現律師與媒體的良性互動，應堅持律師與媒體的相互獨立性，律師獨立代表當事人表達觀點，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媒體則應用事實說話，通過“客觀報道一切”來監督權利的行使與權力的運行。
原則上，律師應遠離媒體，不主動卷入媒體的旋渦。律師作為專業人士，應通過自己的專業技能維護當事人利益，“律師的戰場應當是法庭，而不是在媒體上”。原因就在于，媒體和社會輿論天生就具有兩面性，律師一旦陷入媒體的旋渦，往往很難控制事情的發酵，極易給當事人帶來嚴重的不利后果。同時，如果律師通過媒體不當地干預或“綁架”了司法，尤其是讓本不該勝訴的案件獲得了勝訴，那么這種破壞司法生態的行為，將會給律師業帶來毀滅性的摧殘。[4]
但是在必要的情況下，律師也可以適當的借助媒體的作用，尤其是在遭遇司法強權、司法擅斷和司法腐敗時，律師一個人的力量往往難以抗衡司法不公背后的強權。這時難以通過正當的程序實現權利救濟，律師便可以借助媒體的力量化解不利，通過輿論監督實現司法公正，而不應一味地拒絕和排斥媒體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潘基俊，《律師與媒體關系規則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10年3月。
[2]劉利祥，《全媒體賦予律師的機遇與考驗》，《中國律師》，2017年2月。
[3]高一飛、潘基俊，《倫律師媒體宣傳的規則》，《政法學刊》總第27卷第2期。
[4]孫中偉，《刑辯律師如何處理與媒體及社會輿論的關系》，《中國法律評論》，總第3期。